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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宗強:文學的美 思想的光
來源: 《光明日報》( 2020年06月01日 11版)發稿時間: 2020-06-02 10:08

  學人小傳 

    羅宗強(1931—2020),我國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著名學者,祖籍廣東揭陽,1956年考入南開大學中文系本科學習,1964年研究生畢業,分配到江西贛南師範專科學校。1975年調回南開大學學報和中文系工作,先後任副教授、教授、博士研究生導師、中文系主任、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。曾任唐代文學學會、李白學會、杜甫學會副會長,中國古代文論學會、中國明代文學學會顧問,《文學遺產》雜誌編委等。他開創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與學科方向,先後榮獲首屆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、第二屆思勉原創獎。他的《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》《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》《明代文學思想史》,堪稱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經典之作;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《明代後期士人心態》《讀文心雕龍手記》《李杜論略》《唐詩小史》《因緣居別集》,亦是具有廣泛影響的學術精品。其學術著作被編為十卷本《羅宗強文集》,2019年由中華書局出版。他於2001年獲“全國模範教師”稱號,又分別獲南開大學特別貢獻獎、南開大學最高學術研究成就獎。

    羅宗強畫作《寫李義山詩意圖》

  

  作者:張毅 

甘 泉

  1931年2月,羅宗強先生出生於廣東省揭陽縣榕城鎮,少年時期曾入畫家陳文希和黃獨峯在榕城開辦的國畫研習班,接受最初的審美教育。念初中時,又得到郭篤士先生的文學啓蒙。郭先生讓他背誦王實甫的《西廂記》和《唐詩三百首》,引導他閲讀胡風的《論民族形式問題》。少年的羅宗強不僅領會到文學之美,還知道這“美”裏藴含着許多思想理論問題。

  1951年秋,宗強先生考入當時的南方大學國文系,不久便被派往湛江做城市工作。1953年春被調到海南島,在一個橡膠種植場裏做計劃統計工作。

  然而,工作的不斷變換和輾轉遷徙,並未改變宗強先生對文學的熱愛和嚮往。1956年秋,憑着對文學的愛好,他考進南開大學中文系。

  在南開園,宗強先生從本科到研究生,一讀就是8年。從先秦典籍到近現代文學著作,凡是圖書館裏有的,他都找來讀,並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和卡片,打下了堅實廣博的學問根底。

  南開求學期間,有兩位老師對宗強先生影響最大。一位是南開大學中文系原主任李何林先生。課堂上,李何林先生一字一句地講授魯迅的《野草》,並一一指出類似的句子和思想還出現在魯迅的哪些篇目中。李何林先生對《魯迅全集》的爛熟程度令人驚訝,他那種正直人格和嚴謹學風,對宗強先生日後的學術養成,起着十分關鍵的作用。再一位是王達津先生,他教導學生做學問應該具備廣博的知識,廣泛閲讀原著,寫文章不能引二手材料,有一分材料説一分話。這一點讓宗強先生在後來的研究工作中受益匪淺。

  1964年,宗強先生研究生畢業,被分配到江西贛南師範學院任教。學校圖書館藏書有限,他帶去的大量書籍在“文革”中被抄走,只留下一部《魯迅全集》。那段時間,宗強先生除了勞動和思想改造外,便是反覆讀《魯迅全集》,從中汲取精神力量。

  那時,宗強先生常在江西贛南的羣山中跋涉,在只有五六個小學生的山村學校裏聽老師教孩子們學拼音。他想不明白,這與他所學的研究生專業有什麼聯繫。不過那茂密山林,那空山秋夜,那貧窮人民,讓他難以忘懷。生生不息的生命,無處不在,這種精神是支撐他度過那段艱難歲月的“甘泉”。

  1975年,在江西贛南生活處境艱難異常之時,宗強先生意外收到調往南開大學工作的通知,原來是同窗好友看他日子過得艱難,徵得學校同意,想辦法將他調回母校。二入南開,再次走進熟悉的南開園,漫步在開闊的大中路上,宗強先生隱約預感到人生將出現重大轉機。真是南開,南開,越難越開!對困難時刻給予幫助的好友和母校,他的感激之情難以言表。

奮 鬥

  重返南開,宗強先生先在南開學報工作,然後到中文系任教,他這時已經人過中年。

  書生老去,機會方來。宗強先生加倍珍惜這得來不易的時機,往往是白天上班和上課,晚上先料理家務,九點以後才能坐下來進行研究和寫作,直到凌晨二三點,稍微躺一會兒,清晨六點左右又得起牀,每天只睡4個小時。

  就這樣,僅用一年時間,宗強先生就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《李杜論略》,1980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。《李杜論略》對唐代兩位大詩人李白、杜甫的文學思想、創作方法、藝術風格和表現手法,做了全面深入的比較分析和批評。

  在寫作《李杜論略》的同時,宗強先生開始了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與思考,嘗試運用中國文學思想研究的新方法,探索學科發展新方向。他先從古代文論入手,選定氣、風骨、興寄、意境、神韻、神形、格調等十多個範疇,蒐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。可是,正當他對這些資料進行歸納整理,力求從中找出演變線索,以考察它們各自的理論內涵和特徵時,卻遇到了困難。因為每個文論範疇的提出和演變,都有當時文學創作的實際和文學思潮為背景,離開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,理論範疇或術語便成了含義不明的隻言片語。如果不弄清楚古人的這些隻言片語是在什麼情況下説出來的,僅憑現代文藝理論的框架把它們歸納到一起,實際上就是拿古代的文學批評材料為現代文學理論作註解。這是一種浮躁的學風,即使把文章或著作寫出來,也不會有太大價值。

  宗強先生決心放棄以往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傳統研究方法,轉而進行更貼近文學創作實際、更能反映特定時期文學批評歷史原貌的文學思想史研究。他的中國文學思想研究是從隋唐五代開始的,這是一個文學創作高度繁榮、文學思想十分豐富、成系統的文學理論批評相對較為薄弱的時期。

  根據研究對象的實際情況,宗強先生認為必須從當時文學創作傾向的變化來考察文學思想,與文學理論批評相印證,這是他在讀唐代歷史資料的同時,讀遍所有能夠看到的唐人文集後形成的看法。

  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的研究中,宗強先生還發現了一些帶有普遍性的問題:首先,文學思想的發展是通過逐漸的、漫長的演變完成的。一種文學思想潮流的出現,它的萌芽,在上一個文學思潮裏,而它的餘波,則存留在下一個文學思潮中,其間常常有一個過渡期。其次,文學思潮的演變與政局的關係十分密切。中國古代的士人作家,他們的出世和入世,與政局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,他們的文學觀念不可避免地要受政局變化的影響。最後,文學理論批評的成就和文學創作實際並不都是一致的。一些體系龐大嚴密的文學理論著作和較為系統的詩論,對當時詩歌創作潮流的走向並未產生明顯的影響,倒是一些近乎口號的主張,在文學思潮的演變過程中起着推動作用。

  1986年,《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,標誌着南開獨樹一幟的中國文學思想史學科研究體系的成立。宗強先生認為,文學思想研究的關鍵,在於儘可能準確描述出特定時期文學思想發展的原貌。完全還原歷史是不可能的,但儘可能地接近歷史的真實卻有可能,這需要付出極大的精力和耐心,對史料做全面認真的清理。除史書、子書、經注外,還需按時間順序一部一部地讀別集,通過資料的全面閲讀,形成自己的印象並加以總結,決不相信他人感覺,也不相信二手資料。只有在儘量描述出歷史的真實面貌之後,才有可能對文學思想的是非曲直做出較為公允的評價。

精 進

  腳踏實地、認真務實的治學態度,不斷進取、勇於創新的開拓精神,形成了宗強先生的學術研究特色。在進行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研究中,他發覺,一個時代的哲學思潮、文人的生存狀態和心理狀態,也是制約文學思想發展的重要因素,這引起了他專門研究士人心態的興趣。

  通過對魏晉時期士人生存狀態和心路歷程的認真研究,宗強先生認為,玄學思潮起來之後,改變了一代士人的生存狀態,改變了他們的志趣、行為甚至品格,這一點對於中國文學思想發展的影響至為深遠。更重要的是,哲學的、歷史的、社會政治的種種外部因素對文學思想的影響,是通過士人心態為中介而實現的。

  對士人心態的研究,不僅可以打通文史哲的界限,更可以對民族文化的審美心理、對中國人的生命情調及美感,有更全面、更切實的把握和體會。在寫作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一書時,宗強先生試圖説明玄學思潮與士人心態變化的關係,探討士人心態的變化如何影響他們的審美情趣,影響他們的文學題材選擇,甚至影響到文體的演變。

  宗強先生從這些方面,對嵇康、阮籍、陶淵明等作家的創作和思想重新進行審視,對西晉詩風與東晉玄言詩作出新的闡釋,對玄、釋合流的意義予以充分重視。這樣一來,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與士人心態史的研究也就密不可分了,把細緻入微的審美心理分析和以實證為基礎的嚴密思辨結合在一起,讓人既可以領悟到藝術享受的美感,又能獲得清晰思辨所引起的理性愉悦。

  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於1991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後,旋即獲得廣泛好評,《人民日報》《讀書》和《文學遺產》雜誌都刊發書評予以肯定。

  周國林先生在《讀〈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〉》裏説,這部學術著作“既有高屋建瓴的整體闡發,又有細膩入微的個案分析,既充滿濃厚的思辨色彩,又兼具強烈的實證精神”。

  吳相先生在《無奈的輝煌》中説:“這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書,是‘攖人心’的書,是有所見的書。讀這樣的書,確是‘感到極大的滿足,既有一種藝術享受的美感,又得到思辨清晰所引起的理性的愉悦’。”

  時任文化部部長的王蒙先生,也在題為《名士風流以後》的文章中,稱讚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對魏晉士人心態的論析“很別緻”。他説:“我已經好久沒有讀過這樣有趣又有貨色、有見地的書了。”

  傅璇琮先生在《走向成熟的思考——讀羅宗強〈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〉》裏説:“他的著作的問世,總會使人感覺到是在整個研究的進程中畫出一道線,明顯地標誌出研究層次的提高。”

  學術研究是一項“體力活”,要著書而立説,非嘔心瀝血不可。在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產生轟動效應後的一天深夜,宗強先生像往常一樣青燈攤書,突然渾身疼得冒虛汗,趴在書桌上起不來了。師母趕到大中路旁的十一宿舍,敲門通知師從他多年的弟子。我又敲開住在同樓的校工的門,借了一輛破舊的三輪車,頂着滿天星斗和寒風,吱吱呀呀地將先生送往天津總醫院。

  宗強先生的身體並不強壯,當他全身心投入研究和寫作中時,經常熬夜都沒事,但每當一部重要著作完稿之後,覺得可以鬆口氣了,他往往會病上一場。

  《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》只是宗強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的副產品。他的另一部斷代文學思想史專著《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》,從動筆到完成,整整用了10年時間。後一部著作完成後,年屆七十的宗強先生積勞成疾,釀成重症肌無力,喝水都無法下嚥。

  弟子們想辦法把宗強先生送到首都的北京醫院。在學生和家人的陪護下,他積極配合治療,終於經受住病痛的折磨,迎來了令人驚喜的康復與平安。

  宗強先生不僅創造了頑強的生命奇蹟,也在隨後的耄耋之年裏,創造了那一代學人學術精進的奇蹟。

境 界

  宗強先生的學術研究是在“知天命”的後半生才展開的,可分為兩個階段:一是從50歲到70歲的前二十年,二是從70歲到90歲的後二十年。前二十年,他奠定了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學科發展方向,寫出了足以傳世的精品力作。後二十年,他依然老當益壯、筆耕不輟,陸續出版專著三部——《明代後期士人心態研究》(南開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)、《讀文心雕龍手記》(三聯書店2007年版)、《明代文學思想史》(上、下)(中華書局2013年版);論文集兩部——《因緣集》(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)、《晚學集》(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);論文選集兩本——《當代名家學術思想文庫·羅宗強卷》(北京萬卷出版社2010年版)、《因緣居存稿》(復旦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)等。年過七旬,還能有如此厚重豐碩的成果,充分展示了宗強先生自強不息的學術精進之路。

  作為宗強先生前二十年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的思考和總結,21世紀初發表的《羅宗強先生訪談錄》強調了三點:一是追求真實的歷史還原,二是關注人之性情、個性的士人心態研究,三是回到文學自身的審美判斷。

  宗強先生為這篇“訪談”設定了一個長標題:“自強不息,易;任自然,難。心嚮往之,而力不能至。”他在訪談中説——

  “現在我已七十二了,依然可以刻苦奮鬥,憑自己的愛好,朝着既定的目標日夜工作,我自己覺得,自強不息是做到了,可是要做到任自然卻非常的難。任自然是什麼呢?就是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隨遇而安,不受外界干擾,保持完全平靜的心境,這不是那麼容易做到的。”

  由“自強不息”延伸出來的“任自然”,可以説,是一種與時俱進的學術境界,它體現在宗強先生後二十年的一系列論著裏。如果説前期的《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》《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》,偏重於用“純文學”的觀念來觀察和衡量古代文學思想;那麼後期的《明代文學思想史》,則能在堅持純文學標準的同時,兼顧屬於“雜文學”的應用文體,將文學審美評判與講求實用的文章學相提並論。

  在晚年著作《讀文心雕龍手記》裏,宗強先生有兩篇文章談劉勰的“雜文學”觀,即《釋〈章表〉篇“風矩應明”與“骨採宜耀”——兼論劉勰的雜文學觀念》和《釋“入興貴閒”——兼論劉勰的雜文學觀念(之二)》。他以為,“在劉勰的文學思想中,不僅存留有學術未分時的文章觀,而且有文學獨立成科過程中逐步展開的對於文學藝術特質的追求。”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文體論,除了分別體裁、文類外,更重要的是體貌的描寫和風格的辨析,後者與文學和文學思想的研究聯繫更為緊密,也更顯重要。

  宗強先生後二十年的中國文學思想史研究,是前一個階段的自然延伸,密切關注學界的研究動態和學科發展趨勢,具有“與時俱進”的特色,而貫穿始終的是對“文學”本原問題的深入思考。他在《古文論研究雜識》中説——

  “文學是什麼呢?它是一個永恆不變的概念,還是一個歷史的概念?是一個嚴格規範的概念,還是一個彈性的概念?從它的形態看,從創作的動因看,從它的社會角色看,它的特質是什麼?文學的社會角色,與它的功能是不是同一個概念?它的功能是自在的,還是受外界諸因素決定的?在現代科技迅猛發展的今天,它的功能與存在價值有沒有受到影響?應該如何給它定位?它的社會的角色,從不同的層面看,有沒有不同,如從政權的層面看,從社區的層面看,從接受者的層面看,有沒有區別?左右文學的構成因素是什麼,文學批評的標準等等,還可以提出一系列問題。”

  宗強先生認為:“要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,還有一個主觀條件的問題。要擔負建立此種理論的人,至少必須對古代文學、古代文論有深入的瞭解;對國內外文學理論的研究進展瞭如指掌;對我國當代文學創作實際、對當前的社會文化狀況和需要有所研究。而我們現在從事這三個領域研究的人,大多獨立於本領域之內,兼通者較為罕見。一種新的理論的建立,不是單靠技術操作所能辦到的,它是對創造者學術水準的全面要求……他們中的一些人,必當能達到中西兼通、有紮實的國學根底、有高度的理論素養、有自己的學術思想的學術境界。”只有同時具備開放的世界眼光和深厚的傳統素養,才能在復興中華文化的偉業中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思想體系。

因 緣

  宗強先生回到南開後,一直在校園裏居住,他把晚年在西南村的住所稱之為“因緣居”。因緣,也就是隨緣自適,拿得起,還要放得下,與“任自然”意思相近。他坦言:“從我個人的愛好來説,從對人生的感悟、對人生的體驗來説,我是非常喜歡莊子的。但任自然非常難,我做不到,問題在於我往往喜怒形於色,愛憎分明,喜歡就喜歡,不喜歡就不喜歡,從來不拐彎抹角。依我的氣質和習慣,我達不到莊子那種理想的境界,所以只能是心嚮往之。理想化的東西,不容易做到;但做事要認真,要一絲不苟,卻是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。”

  宗強先生是性情中人,有詩人情懷和藝術才華,對真、善、美很執着;美是自由的象徵,亦是其“任自然”的精神寄託。如果説天行健而“自強不息”的奮鬥精神,在他後半生的學術研究中有充分的體現;那麼“任自然”則是其精神生活的新進境,具有人生境界與學術境界的雙重意藴。作為人生境界的“任自然”,是一切隨順因緣,近於莊子追求的隨遇而安、平和淡定的精神自由,主要見之於他晚年那些寫意怡情、遊戲筆墨的詩書畫創作之中。詩與畫的關係,也就是人與自然的關係。

  靜觀天地人,揮筆詩書畫。宗強先生晚年在做學問之餘,常常以書畫自娛,喜歡塗抹大寫意的花鳥畫和山水畫。他的《寫李義山詩意圖》,用靈動筆法畫風中的柳條和樹枝上站立的兩隻小鳥。畫的右上方則題寫李商隱的詩句:“一春夢雨常飄瓦,盡日靈風不滿旗。”再如山水畫《何處三家村》,以潑墨染出層層疊疊的山巒,於雲霧縹緲的畫面題上自己寫的詩:“何處三家村,盡日閉柴門。荒徑少行客,無人問晨昏。孤燈與青卷,偃蹇神猶存。山外醉歌舞,利祿相逐奔。姚佚復啓態,使人空心魂。機栝相因依,成敗如覆盆。會得此中意,萬歲一成純。”以遊戲筆墨遣發逸興,以題詩寄託情懷,講究詩情與畫意的水乳交融。

  從小在書畫藝術方面的修養,使宗強先生具有十分敏鋭準確的審美判斷力。他在《我與中國古代文學思想史》裏説——

  “對於文學思潮發展的敏鋭感受,在很大程度上,要求具備審美的能力。一個作家、一個流派的創作,美在哪裏,反映了什麼樣新的審美趣味,乃是文學思想中最為核心的問題。如果這一點都把握不到,那寫出來的就不會是文學思想史,而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。如果把一篇美的作品疏漏過去,而把一篇並不美的作品拿來分析,並且把它説得頭頭是道,那就會把文學思想史的面貌寫走樣了。”

  宗強先生對美的感受貫通詩書畫。他認為,文學的本質特徵是審美的,面對審美對象,研究者不能無動於衷,因此文學思想研究的重心,應該由一般的理論批評轉向文學作品的審美分析,轉向文學思潮的辨認和把握,這需要敏鋭的審美感受能力,不像研究理論批評那樣,只要在材料梳理的基礎上進行理性歸納就可得出結論。中國文學思想史的研究者,若不能感受文學創作顯示出的審美傾向,不能把握作家獨特的藝術個性及其作品風格,就難以把握不同時期文學思想發展的主潮與大勢。

  作者:張毅,羅宗強學生,曾獲第四屆全國高校“青年教師獎”,南開大學“傑出教授”。

  (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)

編輯:韋承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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